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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男,汉族,1962年生,江苏江阴人,民盟成员。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大学学历。1985年任北京大学外语系教师,1993年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2003年成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俞敏洪领导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目前在全球拥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天津、南京、成都、重庆、沈阳、深圳、长沙、济南、哈尔滨、襄樊、太原、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地的十八所新东方学校,两家专业研究机构,五家子公司及北美分公司,业务涵盖教育研发、图书杂志出版、在线教育、教学软件开发、文书写作、留学咨询等多个领域。 新东方在美上市,造就了俞敏洪这个新的亿万富翁。有人说他是中国最成功的老师,有人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商人,把这两个角色结合在一起,俞敏洪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 北京时间9月8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美国纽交所上市,首日收盘于20.88美元。新东方董事长、持有公司31.18%股权(4400万股)的俞敏洪的资产一跃超过1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作为国内最大的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声名赫赫。十几年来,它帮助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实现了出国梦,众多莘莘学子借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有人评价说,“在中国,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像新东方这样,站在几十万青年命运的转折点上,站在东西方交流的转折点上,对中国社会进步发挥如此直接而重大的作用。” 这样的赞誉现在看来也许并不为过,但对于创办新东方的俞敏洪来说,当初却根本没有这样的“雄才大略”。
失意的80年代
俞敏洪的授课风格被学生们总结为“激励型”,他常常用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自己的经历。 1978年,俞敏洪高考失利后回到家里喂猪种地。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等原因,俞敏洪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才得了33分;第二年又考了一次,英语得了55分,依然是名落孙山。那时俞敏洪并没有远大的志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就是他的梦想,而高考在当时是离开农村的惟一出路。尽管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俞敏洪仍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坚持学习。 1979年,县里办了一个外语补习班,俞敏洪挤了进去,这是他第一次学习外语。住在30人一间的大房子里,俞敏洪的感觉就是进了天堂:可以一整天都用来学习了,可以在电灯下读书了。到了第二年春节,俞敏洪在班里的成绩已经进入前几名。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俞敏洪坚持考了三年后,最终考进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在北大,俞敏洪是全班惟一从农村来的学生,开始不会讲普通话,结果从A班调到较差的C班。大三的一场肺结核又使俞敏洪休学一年,人也变得更加瘦削。 1985年,俞敏洪毕业留在北大成了一名教师。接下来是两年平淡的生活。中国随后出现的留学热潮,让俞敏洪也萌生了出国的想法。1988年俞敏洪托福考了高分,但就在他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美国对中国紧缩留学政策。以后的两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再加上他在北大学习成绩并不算优秀,赴美留学的梦想在努力了三年半后付诸东流,一起逝去的还有他所有的积蓄。 为了谋生,俞敏洪到北大外面去兼课教书,后来又约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挣出国的学费。1990年秋天,俞敏洪的如意算盘被打碎了:因为打着学校的名头私自办学,北京大学在校园广播、有线电视和着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高调宣布了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对此,俞敏洪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被逼下海
1991年,俞敏洪被迫辞去了北京大学英语教师的职务,为了挽救颜面不得不离开北大,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但正是这些折磨使他找到了新的机会。尽管留学失败,俞敏洪却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尽管没有面子在北大呆下去,反而因此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熟悉。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开始在一个叫东方大学的民办学校办培训班,学校出牌子,他上交15%的管理费。这一年他29岁,他的目标是挣一笔学费,摆脱生活的窘境,然后像他的同学和朋友一样到美国留学。 卢跃刚在他的《东方马车》一书中生动描述了俞敏洪这段创业经历:他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个桌子,放一把椅子,“东方大学英语培训班”正式成立。第一天,来了两个学生,看“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那么大的牌子,只有俞敏洪夫妻俩,破桌子,破椅子,破平房,登记册干干净净,人影都没有,学生满脸狐疑。俞敏洪见状,赶紧推销自己,像是江湖术士,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活说死说,让两个学生留下钱。夫妻俩正高兴着呢,两个学生又回来了。他们心里不踏实,把钱又要回了……尽管困难重重,但拼死拼活干了一段时间后,俞敏洪的培训班渐渐有了起色。 眼看着培训班越来越火,俞敏洪渐渐萌生了自己办班的念头。1993年,在一间10平米透风漏雨的小平房里,俞敏洪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 俞敏洪说,最初成立新东方,只是为了使自己能够活下去,为了每天能多挣一点钱。作为一个男人,快到三十而立的年龄,连一本自己喜欢的书都买不起,连为老婆买条像样的裙子都做不到,整个家庭无家可归,连家徒四壁都谈不上,自己都觉得没脸活在世界上。当时他曾对自己说:只要能赚到十万元钱,就一辈子什么也不干了。 到今天,新东方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私立教育服务机构,在全国拥有25所学校、111个学习中心和13个书店,大约有1700名教师分布在24个城市。目前累计已有300万名学生参与新东方培训,仅今年就有87.2万名。外语培训和考试辅导课程在新东方营收中所占比例高达89%,是该公司最主要的营收来源和增长动力。 俞敏洪说,“新东方走到今天,不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最初只是为了糊口,招几个学生办个小小的补习班而已。新东方到了今天,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期待,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为中国学生做更多的事,为中国教育做更多的事,为中国未来做更多的事。” 新东方为何能从竞争激烈的英语培训市场脱颖而出,俞敏洪说自己最成功的决策,就是把那帮比他出息的海外朋友请了回来。 “任何一个人办了新东方都情有可原,但我就不能原谅。因为我在同学眼里是最没出息的人。我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了信心,结果他们就回来了。” 1995年底,积累了一小笔财富的俞敏洪飞到北美,这里曾是他心牵梦绕的地方,当年就是为了凑留学的费用,他丢掉了在北大的教师职位。在加拿大,曾经同为北大教师的徐小平听了俞敏洪的创业经历怦然心动,毅然决定回国和俞敏洪一起创业。在美国,看到那么多中国留学生碰到俞敏洪都会叫一声“俞老师”,已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同学王强也深受刺激。1996年,王强终于下定决心回国。 在俞敏洪的鼓动下,昔日好友徐小平、王强、包凡一、钱永强陆陆续续从海外赶回加盟了新东方。经过在海外多年的打拼,这些海归身上都积聚起了巨大的能量。这批从世界各地汇聚到新东方的个性桀骜不驯的人,把世界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教学方法带进了新东方。 俞敏洪笑言自己是“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奋斗”。如何将这些有个性的人团结到一起,并让每个人都保持活力和激情,是俞敏洪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俞敏洪说,在新东方,没有任何人把我当领导看,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我犯了错误而放过我。在无数场合下,我都难堪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我无数次后悔把这些精英人物召集到新东方来,又无数次因为新东方有这么一大批出色的人才而骄傲。因为这些人的到来,我明显地进步了,新东方明显地进步了。没有他们,我到今天可能还是个目光短浅的个体户,没有他们,新东方到今天还可能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培训学校。 像所有处于快速成长期的民营企业一样,新东方几年后也遇到了一次次人事危机。2001年8月,新东方创业三位元老之一的王强决定出走。卢跃刚在他的《东方马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段事实:“在场的人都清楚,新东方可能正沿着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道路向下滑行,可能面临一个私营企业由于决策失误、理念不合、利益纷争而导致的内部分裂,有可能出现盛极而衰、灰飞烟灭的庸俗结局。”庆幸的是,在俞敏洪的极力挽留之下,王强最终没有离开。 新东方的“内乱”没有就此结束。2003年,北京新东方学校另一位副校长、着名TSE(英语口语测试)教学专家杜子华离开了管理层。2004年,新东方的另外两外干将———江博和胡敏也低调离开新东方。 新东方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后,俞敏洪身价已逾10亿,其他董事会成员徐小平、包凡一、钱永强身价可能也将上亿。以后,在资本力量的左右下,这个“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奋斗”的故事能否顺利延续呢?
新东方精神
如今,新东方已经成为无数人梦想的发源地和实现梦想的场所。成千上万人通过在新东方艰苦的学习,圆了自己的留学梦。 与新东方的英语培训一同冲向全国各地的,还有新东方精神。一位同行在参加完新东方去年的梦想之旅后总结道,新东方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尽管生活沧海桑田,依然不要停止追求自己的梦和理想! 新东方精神到底是什么?俞敏洪说,“新东方精神对我而言,是我生命中一连串铭心刻骨的故事:是在被北大处分后无泪的痛苦,是在被美国大学拒收后无尽的绝望,是在被其他培训机构恐吓后浑身的颤抖,是在被医生抢救过来后撕心裂肺的哭喊;新东方精神对我而言,更是在痛苦之后决不回头的努力,在绝望之后坚韧不拔的追求,在颤抖之后不屈不饶的勇气,在哭喊之后重新积聚的力量。” 俞敏洪认为,人活着需要有一种感觉,新东方之所以被很多人接受,也是因为新东方有一种感觉存在,凡是到新东方来过的人,都在新东方感觉到了一种活力、一种顽强和一种豁达。 “十年风雨辉煌路,百年教育报国心”。俞敏洪希望新东方能为中国学生做更多的事,为中国教育做更多的事,为中国未来做更多的事。 不过,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因“老罗语录”而名噪一时的新东方前教师罗永浩表示,“我认为媒体上说俞敏洪是最富有的英语教师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俞敏洪从来都不是一个英语教师,他只是一个商人。” 罗永浩在他的博客上写道,“我当初刚来新东方的时候,新东方在社会上成功地制造了一个一群理想主义者创业的美好形象,我来的时候对新东方有很多很好的向往、期待这样的东西。来了之后慢慢发现这个机构其实就是一个100%的纯商业机构,当然我不认为纯商业机构有什么不好,但是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没有原则的商业机构,总是宣传什么‘百年教育报国心’就比较恶心了。” 新东方就是这样在争议,甚至相互攻击中慢慢成长,过去是,将来可能也会是。 几年前,俞敏洪曾写道,“现在新东方做大了,自己所面对的困难反而越来越多了,有些困难是因为中国的客观现实造成的,但有些困难存在完全是因为我的无能和性格缺陷所致。放眼看去,我开始明白,只要新东方存在着、发展着,我所面临的困难和痛苦将会无穷无尽。多少次痛苦万分时,我下定决心要放弃新东方,希望离新东方越远越好,多少次在我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后,又对她如此的魂牵梦绕、日夜思念,只要听不到新东方的消息就茶饭不思,坐立不安。” 惶恐和不安几乎是众多企业领导者共同的体验,唯有战胜它们的人才能轻松走下去。现在,新东方已风风光光地在美国上市,不知道意气风发的俞敏洪能否走好下一步棋。
"中国最富有的老师"俞敏洪称后悔新东方上市
第一后悔是把新东方做这么大,第二后悔把新东方弄上市。对我个人生活来说,两个决策都是错误的。但是,这又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我觉得之前说的一句话挺合适的,叫做“有财富未必有人生,有人生未必无财富”,就是说一个人有钱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就完美、就比别人高。 去年9月7日,俞敏洪在纽约证交所敲响了上市的钟声,新东方作为中国首家教育概念股受热捧,股价上涨强劲。该股截至今年8月31日的收盘价为52.95美元,较15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价上涨了2.5倍多。而持股31.18%(4400万股)的俞敏洪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如今已是有20多亿身家的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然而,创造了多重神话的俞敏洪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惬意”。在公司内部期望和华尔街严格的资本体系推动下,他就像一颗高速运转的行星,在学校、投资者、股东和媒体之间的轨道上来回穿梭。他坦言压力很大,也很疲惫,甚至“后悔把新东方做大”,后悔“把新东方弄上市”。 在新东方上市一年之际,记者与俞敏洪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做教育”和上市有冲突 记者:新东方上市一年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俞敏洪:一方面感觉压力比较大,上市后实际上是把内部压力转化为外部压力了。以前内部人员拼命在问,新东方做得怎么样,新东方怎么做;现在变成外部投资者在问你做得怎么样,怎么做了。 另一方面,感觉“做教育”和上市还是有一点冲突的。作为一家好的上市公司,你就要铁定做到收入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以及人数要增长多少。但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它的最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在于它的教学质量,而并不在于它的学生每年增长了多少。 由此我就陷入这个矛盾,一方面要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要保证教学质量同步增长,这都是需要时间的。单是去年一年,新东方在教师培训管理上的投入就有几千万。原来我做事比较从容,上市前也从未算过新东方每年增长率是多少。我会从容地把该花的钱都花掉。现在别说“从容地花钱”了,有时候还要省下来变成利润。 所以对我来说,这种状况就变成一个较难平衡的状态,也是比较痛苦的状态。我本人比较喜欢悠闲地去做一件事,这点被上市给破坏了。
上市是为化解内部矛盾 记者:你之前曾说过“后悔把新东方做这么大”,现在还后悔吗? 俞敏洪:两个后悔。第一后悔是把新东方做这么大,第二后悔把新东方弄上市。对我个人生活来说,两个决策都是错误的。但是,这又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当时新东方初创时,肯定想做大,做到了一定程度觉得对我个人生活也够了,平时有点时间去旅游、写写书不是挺好吗?但是在做大的过程中,别人又参与进来了。当你认为自己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周围的合作者又会说不够好,他们希望你继续做。但同时随着人员增加了,利益纠纷增加了,结果你就发现自己主动做的感觉开始慢慢消失了。 比如说像新东方上市,开始的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是不想上市的。但当时面临着竞争的问题和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当时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找中国的投资项目,而很多基金已经开始找到了教育领域。万一真有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比新东方早上市了,那么从竞争和资金上来说,新东方将会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 记者:可以说你是被别人推着走的? 俞敏洪:对。如果说新东方从最初的发展到做大的过程中还有我许多主动因素的话,上市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直被推着走的。外来竞争对手也算一个推力。内在的推动更厉害,因为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家都拿了新东方的股权,股权变现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能一下子拿到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那当然是大家很希望的。 当然,新东方最终还是被推上市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化解内部矛盾,否则新东方内部的人、循环在内部圈子里的人大家搅和,搅和到最后都觉得没有出头之日。一旦上市以后就有出路了嘛。所以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我还是决定上市。从我个人的心情来说,我至今还认为不是我个人最佳的选择。但它可能是新东方和新东方人的最佳选择。
将来想办所私立大学 记者:你的生活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俞敏洪:总体来说没有太大变化,还是跟以前一样忙。如果说有变化,就是把原来跟新东方内部人交流的时间,分出一大半跟外部的人进行交流,包括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各种股东,还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都得参加。第二个变化,就是更加被公众化了。个人生活空间也受到很大挤压。 记者:上市一年来公司的运转很正常,也很顺利,那么你个人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俞敏洪:实际上比较简单。首先是要把新东方做好。如果这一点能做到,也许我会慢慢从总裁和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去做几件大事。第一,每年资助500-1000名贫困大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大学学业。这已经在做了。第二,我希望能以上市公司股份换到的钱去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我希望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法律、商学、哲学、宗教等的小型人文精英大学,并且能够做成中国一流的私立大学。第三,如有闲暇的话多读点书,到世界各地多走走,把我的那分悠闲心情给收回来。 记者:你已经是中国最富有的老师了,现在对财富有什么样的概念? 俞敏洪:我觉得之前说的一句话挺合适的,叫做“有财富未必有人生,有人生未必无财富”,就是说一个人有钱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就完美、就比别人高。人生境界的高低和一个人一辈子过得值不值,有没有钱是没关系的。有智慧的人有了钱,会用钱让自己的人生更完善、更丰富、更完美;而没有智慧的人有了钱,会使自己变得更愚蠢。
俞敏洪谈自我:性格决定命运 记者:我们知道,你在成功前经历过很多挫折,包括考大学、出国,包括新东方上市前内部一些矛盾等等,是什么让你一路走过来的?是性格还是其他因素? 俞敏洪:第一应该说我个人的性格起了很大作用。比如,我性格中有些坚韧不拔的成分,做事情非要做得相对好。比如我考大学,第一年没考上考第二年,第二年没考上考第三年;出国也是努力了4年,当然最后没有成功。后来做新东方做了十四五年,还在很认真地做。总体来说,性格里还是有一种坚韧性,不会随便放弃。 第二我比较有上进心。不是说绝对要得第一名,而是自己有进步心态,比较善于学习。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我都没有得过全班的前20名,但还是坚持在学,而且大家大学毕业工作了,我还是边工作边学。由于有这样的上进心,潜移默化的最后就做成事情了。 第三我比较有耐心和宽容度,这一点在做新东方后看出好处了,因为一帮人在一起总有各种各样的摩擦,各种各样的斗争,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伤害,我能容得下的话,就不太容易把事情弄到极端,就很容易让大家重归于好。 第四我觉得自己做事还是挺有原则的。凡是违反了我认为不该违反的道德准则,我是毫不留情的。所以新东方也有被我开除的(老师)。包括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如果吵架,(吵)到什么程度,哪个底线不能碰,是我们两个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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